我把负罪感看作是一种严重的疾病,病，这是在人们经常经历的最根本的变化的压力下不可避免的疾病。当人们最终发现自己被困在社会与和平的高墙中时，这种变化就发生了。比如海洋生物面临被迫变成陆地动物或者濒临死亡的情况，这种情况和这些半动物所面临的情况完全一样，它们很好的适应了荒野、战争、旅行和冒险。
突然之间，他们所有的本能价值都被剥夺和“中止”。他们觉得自己连最简单的工作都做不了。在这个陌生的新世界里，他们以前的向导有规律地、无意识地抛弃了他们。这些不幸的生物退化为思考、猜测、推理、协调因果关系，退化为最穷最易受骗的感官！
关于罪恶感的起源问题，各种假设中的这些前提首先是：变化不是一个渐进或自动的事情，它并不意味着对新条件的有机适应，而是一种突破、一种跳跃、一种强迫和一种命运，对此不能有任何抵抗或仇恨。其次，它预设了迄今为止不确定的、不成形的公共规定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形式，正如它是由暴力行为引起的一样，所以它只是由暴力行为所创造的。于是，最古老的“国家”就以一种恐怖的暴政和被无情压制的机器的形式出现了，它继续运行，直到最后，原材料，即人和半动物，不仅被束缚和捏紧，而且变得柔软而成形。
我用“国家”这个词来表示不言而喻的——。它们几乎是金兽。他们是征服者和主人的种族。他们是为战争和富有的组织而建立的。他们毫不犹豫地向人群伸出可怕的爪子。也许，这些人群比前者多得多，但他们是无定形的，无家可归的。地球上的国家都是这样。这些天生的组织者不知道什么是罪，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尊重。不言而喻，“内疚”并不是来自他们。
但是没有他们，就不会有罪恶感。如果大量的自由没有被驱逐出这个世界，它就可能缺乏这种罪恶感，或者至少让它不引人注目地放弃，让它在他们的猛烈攻击下显得有潜力。这种对自由的本能使其被迫成为潜在的，而这种对自由的本能被推回、隐退、禁锢，最后只有它自己才能发泄出来：这种情况只是“愧疚心”的开始。
由于它最初的痛苦和丑陋，我们应该警惕不要轻视这种现象。因为从根本上说，正是这种同样的积极力量，在艺术家的暴力情境中大规模地发挥作用，组织和建立国家。内疚之心是一种疾病，对于这点是毫无疑问的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