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小渔村，到元明清的县城，到鸦片战争后的通商口岸，到远东第一个国际大都市，到1949年解放后的新生活……上海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，终于在1949年5月，它的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。
上海解放实现了“瓷器店杀老鼠”的奇迹。当时的上海是什么样的？中共起到了什么关键作用？上海各行各业的人都做了哪些努力？上海解放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？
一切都可以追溯到这座城市的历史。上海人，你真的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吗？上海的起源是什么？上海自古以来是如何发展变化的？上海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是什么？城墙、租界、移民、方言……上海有哪些说不完的话题？上海漂泊者，初来上海，不知道如何融入这个城市。上海新生代不会说上海话，不懂上海历史？……
只有阅读上海的过去，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。那是5月25日下午，著名学者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，携他最新著作 《上海极简史》 做客第三十三期学习读书会。会前，我们对葛教授进行了一次采访，他从历史、文化、人口、语言四条线索，向我们讲解了自己眼中生生不息的上海和精致优雅的海派文化。上海解放70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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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
2019年5月出版
定价：58.00元
葛熊健
葛，浙江绍兴人，1945年生于湖州，1956年移居上海。
历史学博士，复旦大学高级教授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部委员，中央文史研究所馆员，上海文史研究所馆员。
谈 《上海极简史》 的出版
这本书其实是在朋友和相关出版社的推动下出版的。原因是什么？一个是今年是上海解放七十周年，最近大家都在以各种方式庆祝。另一方面，从我的老师谭启祥先生开始，他就一直在研究关于上海历史的各种问题。有的是经过他的研究，得出了可以让所有人接受的结论。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，虽然做过研究或者发表过成果，我觉得学术界以外的人还是不太了解。还有就是上海这几年发展很快，明确提出了国际化城市的目标。因此，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用一种通俗易懂、大众容易接受的形式，把上海的历史讲清楚，对我们了解上海、发展上海、为上海的未来而努力，是相当有益的。
《上海极简史》
葛
当然，我有很多杂务，总担心做不完，但在出版社和同事的帮助下，终于在上海解放七十周年前做完了。
谈“瓷器店里打老鼠”
关于上海解放的进程，我的朋友上海交通大学的刘彤教授在他的新书《战上海》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不应该孤立的看待。如果孤立地看，一场战争和一场战斗只会持续几天。但是，上海能长期做到这一点(解放)，是有历史原因的。很大众化的群众基础吧？我主要集中在这方面。比如解放上海的过程中，我们都知道，在特殊时期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被破坏。而且还在上海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，人民生活继续，生产工作一直不间断。
当然，这首先要归功于共产党制定的正确政策，包括解放军为了保护上海中心城市，在郊区作出巨大牺牲，吸引敌军到郊区，保护市区。而且下令入城后不允许携带炮弹等重武器。这是一个(原因)。然而，没有人民的合作和上海居民的基本素质，这个目标就很难实现。而上海居民的这种素质从何而来？这里特别提一下，这是上海市民长期以来形成的职业道德。这体现在每个人都尽职尽责，这种职业道德往往高于法律和制度。
所以这种情况下，电厂的工人坚持生产，电话可以随时接通，几秒钟不停电。即使在陈怡瑾入城后，他也可以在苏州河以南拿起电话，向苏州河以北的国民党残余分子下达命令和投降。收音机基本没停过。这背后隐藏的是多少工人、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忠于职守，即使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也坚持工作。这要看历史悠久的道德，这是城市的特色，也是我们今天能够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。这恰恰是海派文化，江南文化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，西方现代管理，契约精神的结合。
谈“海派文化”
其实这个词是借用了前面的表达。当“上海文化”首次出现时，
其实比起“京味文化”，传统文化等等。这个词的开头，不完全是褒义，也有一些贬义，比如卖空，华而不实，这是大家对它的印象。那么我们现在定义的“海派文化”实际上代表了上海一种源远流长的城市文化，这样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。我们强调这一点，但不应该忽视其他方面的特点。比如我们说“海派文化”，强调的是海纳百川，没错，我们当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多元的移民社会。当然，它有很大的优势，包括开放性、折衷主义和不同文化的共同发展。然而，还有许多其他特征。比如我们强调的“海派文化”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，就是契约精神和职业道德。
我们说的就是这种“海派文化”。事实上，在上海的移民中，在上海的新移民和定居者中，江南移民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。上海人大多来自江苏(尤其是苏南)，也有来自浙江(尤其是浙北)的，这是江南的核心地区。本来是江南文化的一部分，后来在上海的特殊环境下，有了新的发展，形成了今天的“海派文化”，就是这样一个过程。
谈上海变迁
过去，西方人一直认为上海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。没有租界就没有上海，租界是最重要的因素。这种说法似乎只是从城市形态的角度来说才是事实。租界不是从原镇或原县延伸出来的，而是在县外发展起来的，基本上是从农村发展起来的。但问题是，上海当初并不是一个小渔村。其实在北宋的时候，上海就已经形成了聚落，到了南宋，已经变成了城镇，到了元朝，变成了县城，变成了江南那样的发达地区的中心，不再是小渔村了。而且，自清朝以来，上海优越的地理条件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要特点。比如清朝康熙年间，长江沿岸的河海关(从苏北云台山，也就是今天的连云港，到浙江乍浦)从太仓迁到上海。可以看到上海的衙门和政府部门
科学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上海。为什么？因为上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，就是地理位置非常有利。它位于长江河口，通过黄浦江延伸到上海下面的县城。
所以它已经有了这个重要的特性。推动租界发展的外部因素当然是上海的开放，但从内部来看，是其优越的地理条件，处于江海交汇、南北贯通的位置。人力资源方面，主要靠一批高素质的江南移民。外国人当然是处于治理的地位，但是上海刚开福富的时候只有20个外国人。未来增加的主要是中国移民，主要开发商是他们。当然，从西方引进了相对先进的理念、管理和技术，但主要的发展资本和人力来自上海移民。有这样全面的了解是必要的。我们不否认，但始终肯定，租界是上海从一个普通县城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重要外因和动力，没有它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可以把五港贸易和上海做个比较，未来还有更多的港口需要发展，那么为什么上海能迅速成为其中最发达的地方呢？这需要充分考虑上海自身的条件。
谈上海人口密度
总的来说，人口密度高有利于城市的发展。我们来比较一下，比如香港，新加坡，日本东京湾周边，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，这些发展中的特大城市一般都是人口密度高的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们要充分认识今天的高人口密度。高密度的人口可以从事一些高新技术，比如上海的一些行业和产业，不再依靠基础人才，主要依靠技术、管理、金融、服务等等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上海本身还是很有发展潜力的。比如在人均产值和人均gdp方面，同样的人口密度，同样的人员消耗，同样的环境，但是因为行业不同，尤其是一些创意产业，能产生的效益也相差甚远。上海有些地方从事基础劳动密集型产业。如果把行业换成新的业态，这些同样的人可以创造更多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中央要求北京、上海从大局出发限制人口，从国家宏观角度来管理。
其实从上海自身发展来看，我觉得人口，尤其是优质人口还是需要的，未来人口密度还会继续增加。上海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。在6000平方公里的面积里，中心城区有些地方真的太密集了，其他地方就不太密集了。在上海，如何合理分配和流动人口。例如，上海的一些地方，只是为了发展的需要，有计划地进行调整。然而，中心城市的人口救济空间总是很大。再比如上海的老龄化，应该是全国最高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上海甚至长三角等地的一些老年人可以进行合理的调整。比如养老为什么要在中心城市？根据国际经验，许多老年社区可以建在偏远的地方。但那里可以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，房价相对较低，服务便宜。这样，一些老年人就可以从中心城市搬到更合适的居住环境。我们很多仓库码头都可以转型为创意文化产业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人口和劳动力是可以合理调整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上海的人口并不太严重。我们新建的临港区和滴水湖周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和形式的调整和分配来吸引更多的人去那里。
2400万的富裕人口是对上海这种特殊情况的一种管理，但并不是无限制的。现在我们通过积分制引入上海最需要的人口。现在大家经常有一个误区，认为外来人口一定是高学历、高素质的。我们说的是需要和合适的高质量。这种素质不仅仅是指学历和学位，比如一个遵纪守法、勤劳工作的普通工人，这也是一种高素质。我们需要各种水平的人才。
谈保护方言
有人说很多外国人来了，有的孩子不会说上海话，这是不对的。为什么不对？我会告诉他们，问问自己。既然要守护上海话，为什么不让孩子使用双语？在学校教他说普通话是绝对正确的。这是一种通用语言。我们政府部门不说普通话。他们说什么？你得说普通话。不接待外地的人吗？相反，外地来的你坚持说外地话，河南来的你坚持说河南话。当其他地方的人来服务时，你会做什么？所以，这是一种通用语言，在我国是通用的。上海的公共场所、义务教育、服务部门都要坚持说普通话。而且在这方面，上海的表现很好，大家反映上海孩子说的普通话甚至比北京还标准。这很好，会帮助我们发展。另一方面，你可以坚持在家里说上海话、山东话、河南话。上海人的双语能力很强，完全可以。我几代人都在海外见过一些中国家庭。他们坚持不允许他们的孩子在家里说英语或其他当地语言。因此，虽然有些孩子出生在美国，但他们既能说普通话，又能说上海话。当然，他的英语和美国孩子没什么区别。
另一方面，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，不要狭隘地认为我们接触到的一切都是传统文化和本土文化。其实比如上海话，我们现在说的上海话和开复之前的上海话是有很大区别的。现在我们讲的所谓标准上海话，其实既不是在上海县城，也不是在上海农村，主要是在租界形成的。租界内形成的上海话以当地语言为基础，但吸收了很多外来词汇，尤其是主要移民的词汇，如宁波话、苏州话甚至苏北话，还有英语词汇。所以有人说要保护上海话。福福开前还是开后保护上海话？是民国时期还是解放后？解放后，还是现在？和我这一代人一样，我在上海60多年了。我小时候讲的上海话和今天讲的上海话差别很大，有些词已经不用了。你必须把语言当作凝固的东西来对待，为它辩护。你是在为50年代的话辩护，还是为80、90年代的话辩护？语言本身也在变化，严格保护和记录方言是语言学家、专家学者的事。其实很多专家已经做过了。比如把基本没离开过上海周边，与外国人社会关系较少的某个年龄段的人作为基本要素，进行记录和记录，这是做研究的。至于社会变革，你阻止不了。就像现在说上海话的孩子，也会加很多生词，很多网络语言。你能禁止他们吗？这种语言还是标准的上海话吗？
谈“新上海人”
其实人口新进入的任何地方都会和当地人发生冲突。比如现在我们来看看欧洲。难民进入后，有的国家处理的比较好，有的国家冲突比较多。即使是像德国这样欢迎难民的国家，也存在一些问题。其实历史上上海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以后也有可能发生。那么这就需要两个方面：从硬的方面来说，必须有法制和管理。对防止违反公序良俗的事情发生起到强制作用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人们应该能够在道德、习俗和生活方式上相互调整，这正是上海文化的优势，我们应该发扬光大。邻居，同事，社会上不相关的人都采取包容的方式，这个社会更和谐。但问题是不能越过底线。如果越过底线，就要有法制。有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应该互相尊重。但是，如果发展到影响他人的自由，系统就会介入这种情况。比如在公共场所影响人们休息，外国游客或者本地人随地吐痰的时候，一般都会被提醒。但在一定程度上，我们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规定，你不遵守就会被罚款和管理。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，比如抽烟，现在规定公共场所不允许抽烟。上海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好。
为什么以前上海的租界处理的比较好？即除了新老移民、本地人和移民的和谐之外，还有一些基本的制度和规定，是严格的制度保障。那我觉得以后这两个方面都一样。从良性发展的角度来看，最好是通过自身素质的提升来发展海派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。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法治和管理，我们需要保持这一底线。
